胡适在北平南苑机场登机

2019-11-01 09:36

“以本年一月份公教人员实质所得为标准,现在应调整之数目,其计算方法:本年一月份待遇办法,係生活补助费十七万,薪金加成一千一百倍,而本年一月份物价指数为一一七四五七八倍(据北平联合征信所报告)。按此指数则(一)生活补助费为相当于二十五年之170000/1174578=14.17元,(二)加成数为相当于二十五年之1100/1174578=9.1%。为计算简单起见,暂定生活补助费为十五元,乘以物价指数,加成倍数为物价指数之1/10,依此标准,九月份之待遇可用八月份物价指数计算之。根据联合征信所之报告,北平八月份物价指数为五五四六七一七倍,故(一)生活补助费应为15x5546717x1/10=832007元(二)加成数应为5546717x1/10=554671.7倍,故可定为八十三万元。又薪金之五千五百倍,此数之全部购买能力,与一月份之十七万及一千一百倍数字相等,依此则月薪六百元之教授,可得830000+600x5500=4180000元,余可类推。”

按照北大教授们的核算办法,每月底薪为六百元(以战前银圆或未贬值法币计价)的教授,在1947年9月应得月薪法币数额为4180000元。依此推算,北大教授们所要求的薪酬数额,战前与战后币值的比率约为1:7000;这一比值,比之《世界日报》上公布的银圆与法币兑换比率1:21200,还有相当差距,这二者之比值约为1:3。

抗战胜利之后的北大复校工作,千头万绪,在国内物资奇缺、物价飞涨的经济不景气状况之下,为争取复校经费及当局支持,为确保北大教师生活无虞、学生有课可上,胡适一直为之殚精竭虑、竭尽所能。他马不停蹄,飞赴南京、北平、上海、天津各地出席各种会议,周旋于上至政府当局、下至社会各界的交际圈中,已经忙得焦头烂额,寝食难安。

“北大开‘教授会’,到了教授约百人。我作了三个半钟头的主席,回家来心理颇悲观: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!大家谈的,想的,都是吃饭!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。他说: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,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?十年二十年后,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!”

在这个方案中,竟然可以保证相当一部分教授月薪涨至百万之数,可谓“惊天动地”。1947年9月28日,北平《世界日报》刊发了这一方案:

对于向达的建言,胡适有无回信,目前尚无可查证,其实也并不重要了。有心重振北大的胡适,早已无力回天;岂止一个北大复校后的“烂摊子”,国内整个皆是经济崩盘之下的“烂摊子”了——这是后世读者都可以心知肚明的。1948年12月15日下午3时许,胡适在北平南苑机场登机,直飞南京而去。他的日记再次中断15日,1949年元旦,他在日记中称自己是“逃兵”,是“难民”。

“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”——北大校长,胡适咬牙坚持做了两年之后,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北平与北大,而是辗转于美国与台湾两地,直到1962年逝世。或许,一向以处理文教界实务见长的胡适,至死也会对这桩无法操办的“北大加薪案”,以及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的北大教员经济困局,感到无边的惶惑与莫名的失落吧。

这封公开信,写于1947年9月1日,次日即发表在了中国北方发行量最大,也是传阅量最广的都市主流媒体——天津《大公报》上。报刊部分原文如下:

就拿顾颉刚恰恰于北大“加薪”方案公布当天,1947年9月28日的一则日记来比照,就会知道“浮动倍率”的加薪方案注定也将是一纸空文了。这一天,顾在日记中写道:“理一次发,两万元矣,实四毛也。”此刻,理一次发的价格已为法币20000元,实为战前币值0.4元,二者比率已达1:50000!如此看来,递交当局的“加薪”方案,已毫无实际意义;如果照此实施,战前月薪六百元的北大教授,1947年10月“加薪”之后实得月薪币值顶多只有八十元左右了。

“适之先生,前次朱骝先先生到本校来,先生曾力言起码工作设备的必要,要求政府注意。我们以教学为本职,很感谢先生能为我们的工作帮忙说话;但是我们固然需要起码的工作的设备,也需要起码的生活——不冻死不挨饿的生活,如其不然,有起码工作的设备而无起码工作的力量,还是无济于事。我们现在生活情形,先生想必知道,不仅知道,恐怕和我们正是同病相怜。我们一个月的收入不能维持半个月的生活,谈不到子女的教育费用,更谈不到应付即将到来的严冬,这是一种什么生活?最近调整待遇,简直是开玩笑,简直是使得斯文扫地。先生是我们的校长,也是我们的同情者,或者可以说是同病者,希望能为我们的生活,教育的前途及中国将来的命运再切实的仗义执言,力争改善,吃不饱,仅有起码的工作设备,我们力不从心,恐怕也难继续工作。”

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增发速度,超乎所有人的想象,至今堪称“空前绝后”。当时,不光北大教授们对此难以想象,北大校长胡适也只能是竹篮打水白忙活;与此同时,全国民众都无一例外地全部卷入这场金融巨骗与疯狂劫难之中。

就在这百般忙碌之中,1947年8月26日,为筹备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而飞赴南京的胡适,根本料想不到,北大内部已经“后院”起火。

当胡适在日记中抱怨“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”时,距其1946年9月就任北大校长,已经整整一年。实际上,自胡适主持北大以来,面临的经济困局一直都存在,且始终无法缓解,更无法彻底解决。此时的北大校长,其本职工作是首先要倾力为北大教员解决“吃饭问题”,而不是以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为中心,这当然是胡适始料未及的,又是他不得不要全力解决的难题。

事实上,北大教授们这种心急火燎的“加薪”呼声,以及当时这种人人自危、人心惶惶的时局,从《世界日报》这些报道所在版面上,每天都开辟的“经济天地”栏目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得到。当时的美元对法币汇率为1:44000,这还是有利可图的收购价,售出则为1:45400。而战前发行的任何种类的银圆,此时都是“硬通货”,一块银圆就可以兑换法币21200元。其余的食品物资,如面粉、大米、猪肉、油、白糖等,以及生活必需的煤块价格也每天都有变化,足见当时物资匮乏与货币贬值之巨。

原来,包括与胡适私谊不错的王重民、俞平伯等数十名北大教授,联名发表了一封致北大校长的公开信,强烈要求尽快改善待遇,解决基本生活问题——“不冻死不挨饿的生活”。群情激愤,还要求尽快召开紧急会议,解决“已濒绝境”的北大教员生存问题。

换句话说,北大教授们的“加薪”方案所要求的核算方法并不过分,在保持实际购买力的前提下,他们愿意将战前币值的薪酬实值调低至三分之一即可,也算是与政府当局共赴国难、共克时艰了。此刻,他们急切地要求“加薪”,实在是生活所迫,逼于无奈之举;即使这一“加薪”方案顺利实现,且拿到手上的法币在一个月内也不贬值的话,他们实际上也蒙受着不小的经济损失,战前月薪六百元的教授,满打满算也不过拿到了战前币值二百元的月薪。

应当说,这一套“加薪”方案看起来有些复杂,并不是简单的岗位工资+绩效工资之类的金额汇总式方案,而是加入了当时恶性通货膨胀之下特有的物价指数体系,且以抗战之前的物价水平为基准,用“浮动倍率”方式经过测算方才得出的。方案中所谓“月薪六百元之教授,可得830000+600x5500=4180000元,余可类推”,乃是指战前月薪为六百元银圆,或月薪为六百元法币(法币未贬值前,法币与银圆1:1等值兑换)的北大教授,通过这套方案测算,至1947年时应当将月薪提升至四百余万元法币,方才有可能与战前的薪酬实际购买力基本持平。

此刻,国民党政府的金融体系已离崩盘不远,北大教授设计的“浮动倍率”再怎么精确,也无法赶得上货币贬值的速度了。即使当局于1947年9月底就采纳并批准了北大的“加薪”方案,并火速于10月就执行并实施这一方案,北大教授们也会再一次被物价指数惊得目瞪口呆,大呼上当。

就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发行金圆券前10天,1948年8月9日,正在休假的向达又向胡适致信,再次表达了对北大教授们、师生们“吃饭”问题的严重关注,并在“浮动倍率”加薪办法已无现实可行性的前提下,提出应让曾经向学校贷款度日的教授们暂停还贷,并力争要每月发放三次薪水的建议。

北大教授的“吃饭问题”一经曝光,社会舆论大哗,各界声讨质疑之声,一浪高过一浪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,胡适四处奔走、多方斡旋之下,终于迎来了当局同意对北大教授普涨月薪的基本态度。为此,北大内部经研讨,提出了一套“加薪”方案。

据载,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,法币的发行额是5569亿元,比1937年6月的14.1亿元增加了392倍,增加幅度已不小,但这还只是疯狂的开端。1945年底,法币发行量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,达10319亿元,与8月相比,几乎翻了一番;1946年底更增至37261亿元,比上年底增加了2.6倍;1947年12月高达331885亿元,在1946年的基础上又增加近8倍;1948年8月21日,竟高达6636946亿元之巨,短短的8个月里增加了19倍,如此一来,“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”。于是当局孤注一掷,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来取代法币,1948年8月19日付诸实施,以1∶300万的比例收兑无限膨胀了的法币。